Prof. Gan Chuns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Beijing University)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康有为最为重要的贡献应推其孔教事业。的确，康有为称自己为孔教的马丁路德，他希望在中国近代的大变局中维护儒家的价值，所以期望以西方教会的方式来使儒家获得固定的传播途径，以维持世道人心。

当然他的这种做法，遇到很大的挑战，首要的问题是，儒教到底是否是一种宗教。如果是，这种宗教和西方宗教之间的差别何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有为对宗教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儒教的人道特色意味着它是比基督教等有神教更为进步的一种宗教。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进入了漫长的流亡生涯，他对儒教问题做了系统的思考，其结果是试图建立一种国教。

虽然梁启超反对这个主场，但是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弟子陈焕章则坚决支持，并将康有为的主张落实。

尽管如此，康有为和陈焕章的努力最终也失败了。他们要面对的挑战，首先是信仰自由的国教之间的冲突。他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一：如何理解儒家的宗教性的问题

二，教会化是否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存在的方式

三，公民宗教是否与孔教会的构想接近

四，公民宗教是否是儒教的未来方向。

虽然在中国古代就有儒教之名，但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却是要到明末才受人关注。在耶稣会士就儒家的祖宗崇拜是否属于偶像崇拜的争议，成为清朝禁止传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儒教是否是一个宗教进一步受到关注，尤其以康有为建立孔教会的构想，最为引人注目。这样的争议尤其是在科学主义的背景之下，演变为知识和信仰的分途，最终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儒家被分立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不同学科中，而被知识化。

儒家宗教性的问题在港台新儒家那里得到了新的展开，对于儒家“宗教性”的阐述，成为新儒家论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基于心性论基础上的“内在超越”是儒家与西方宗教超越性之间的关系，不但在儒家学者内部也在儒家与西方学者之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21世纪以来，随着儒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有一些学者重新提出了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这样，儒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儒教与公民宗教的关系问题，也广受学术界的关注，肯定和批评者众多。为了从学术层面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本刊推出了三篇文章，其中陈明的文章从早期儒家的宗教面向出发，讨论儒家作为一个宗教式存在的历史。干春松的文章从康有为设立孔教会的历史为基础，讨论康有为宗教观的复杂性和他的国教观的真实意图，以此来说明公民宗教才是儒教的一个合理的走向。于竞游的文章基于对以色列公民宗教实践的历史清理，试图提供一个成功的公民宗教建构的案例。而将以色列作为个案，其意义在于它可以说明在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公民宗教可以化解国家认同和价值凝聚之间的紧张。